“我敢十分肯定地说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，他们最广泛地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。”这是清代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（1718年-1793年）在《中国古今音乐考》一书中写下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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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古今音乐考》是第一本向欧洲系统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的著作，在书中，钱德明对古琴给予高度评价，称：“古希腊的七弦琴，毕达哥拉斯的竖琴，及其对于以自然音阶为基础的四弦琴的革新，还有毕氏本人恢宏壮观的音乐体系的奠立……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人最早尝试过。”
日前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，接待方特意取出千古名琴“九霄环佩”，为其演奏了一曲《流水》。（《高山流水》本是一曲，比喻知音，唐代变成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二曲。）
“九霄环佩”是唐琴，琴腹中写有制作年代——至德丙申，即756年。现存古琴中，有刻晋款和隋款的，但专家多疑伪。唐琴是目前无争议的最早古琴，国内仅存15张（一说17张）。“九霄环佩”斫成时，李白55岁，杜甫44岁。
“九霄环佩”掀起“古琴热”，不少网友感到好奇：古琴特色鲜明，为何普及度却不高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应回到历史去看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唐代有古琴一词，但与今天的概念不同，今天特指中国传统拨弦乐器，此称始于清末民国，此前直称为琴。为行文方便，本文一律称古琴，但作者更希望去掉“古”字，直接称琴，毕竟琴才是它传承几千年的正式名称。
古琴何时出现？发明人是谁？至今是谜。
在文献中，发明人有伏羲说、神农说、唐尧说、虞舜说等，均附会上古圣贤。据东汉蔡邕的《琴操》：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，象三百六十日也；广六寸，象六合也……五弦宫也，象五行也。大弦者，君也，宽和而温。小弦者，臣也，清廉而不乱。”可见，古琴源于巫术，制琴是为“御邪僻，防心淫，以修身理性，返其天真也”。
《诗经》中有“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”。《周礼·春官》载，周代有大司乐，“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国之学政，而合国之子弟焉”，是专掌音乐的机构，负责“以乐德教国子”“以乐语教国子”“以乐舞教国子”。或可证明，至迟在周代，古琴已问世。
1978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类似古琴的乐器，距今已2400年。
从形制上看，它非常接近古琴，但古琴是七根弦，它是十根弦。古琴底面全凿空，形成全音箱；它的底面是半凿空，即半音箱。半音箱比全音箱的声音小。且它的底板可拆卸，内腔不闭合，影响了空气震动效果，扩音效果欠佳。此外，琴面呈波浪形，这意味着，它几乎弹不了按音。
在当时楚国的境内，先后多次出土类似的半箱式琴，有的还是七弦。那么，它能不能算原始版的古琴呢？专家还有争议。
首先，古琴应各地均有，为何这种怪琴只出现在楚国境内？会不会是楚国地方乐器，比如古籍中提到的打琴。
其次，这种琴的音量太小，且只能弹空弦音、泛音或幅度小的滑音，究竟是乐器，还是祭祀用的摆设？
提起古琴，许多人会联想起俞伯牙、钟子期。
在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中，明明写的是姓伯名牙，即：“钟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。”
传说明代冯梦龙写《警世通言》时，曾到钟子期老家——湖北汉阳集贤村，当地有“子期遇伯牙，千古传知音”之说，方言中“遇”“俞”不分，冯梦龙误听。此说不通。万 历 四 十 六 年（1618年），冯梦龙赴湖北麻城讲学，待了一段时间，应熟悉湖北话。且冯梦龙写的是“姓俞名瑞，字伯牙”，显然想是借古人说事。
学者韩晓在《冯梦龙与熊廷弼交游考》中钩沉，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（原篇可能出自宋人，经冯梦龙改写，列为《警世通言》首篇）暗含深意——为好友熊廷弼抱不平。
伯牙、钟子期都是湖北人，熊廷弼也是湖北人。据钮琇的《觚剩·续编》记，冯梦龙早年留恋花酒，写过不少酒令、俚曲，有浮薄子弟沉溺其中，覆家破产，迁怒于冯梦龙，“其父兄群起讦之，事不可解”。熊廷弼爱惜冯梦龙才华，帮他解决了纠纷。
熊廷弼最后一次被启用时，赴辽东前线，冯梦龙可能入熊幕，随明军也到了辽东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“素不习兵”的巡抚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意见，导致惨败。熊、王被打入死牢，未立即执行。次年，《警世通言》出版，写知音故事，即岳飞《小重山》中“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”之意。
一年后，湖北人杨涟弹劾魏忠贤，魏忠贤“恨杨涟疏，切齿楚人，谓非封疆事不足以罗织”，杀了熊廷弼，并传首九边。
汉代是古琴发展的关键期。
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，出土了七弦琴和十弦琴，均半箱式，类战国的楚式琴，但七弦琴的面板变平直了，材料是“面桐底梓”，与后来的古琴相同。桐木纹理直，不易变形，发声好；梓木硬，共鸣效果好。
从出土的汉代抚琴俑、旋歌俑可见，全箱式琴已普及。
有学者推测，汉代古琴多用来伴奏，要求声音更高，不得不转向全箱式，惜无实物出土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又出现了琴徽——用13个小圆点标出泛音位置，形制已与今同。
形制变，内涵也变。先秦强调古琴礼仪，即“士无故不彻琴瑟”（《礼记》）、“君子之近琴瑟，以仪节也，非以慆心也”（《左传》），但《大周正乐》（书已佚，《琴操》有转录）认为：“琴所以修身理性，反其天真也。君子常御不离于身，非若钟鼓陈于宗庙，列于朝廷也，……感发善心也。”意思是，钟鼓必列于朝堂，对古琴则不必太拘礼，承认其审美性。
东汉时，《白虎通》提出：“琴者，禁也。禁人邪恶，归于正道，故谓之琴。”西汉末年，儒生多偏向王莽，将仁放在忠之上。《白虎通》推行皇家的价值观，要求儒生移孝作忠，置忠于仁之上。
原儒尊重个体自我，但无法抵抗皇权将吏的价值——忠嫁接过来。
东汉杨雄时，称古琴是：“昔者神农造琴，以定神，禁淫嬖，去邪欲，反其真者也。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。尧加二弦，以合君臣之恩也。”晋代嵇康在《琴赋》中称：“乐器之中，琴德最优。”
无节制的道德化，限制了古琴的发展。
唐代是古琴发展高峰期。
一方面，唐朝皇帝自称李耳后代，而古琴与道家关系密切。唐代大隐朱桃椎曾写《茅茨赋》，称：“枕明月而弹琴，对清风而缓酌。望岭上之青松，听云间之白鹤。”将琴曲也视为仙物。
另一方面，民间蓄养伎乐、伶人、琴客成时尚，富贵而“性啬俭，不畜妓妾”，会遭嘲笑。诗人高适在《别董大》中写道：“莫愁前途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“董大”即琴客董庭兰。《旧唐书·房琯传》称：“（房琯）听董庭兰弹琴，大招集琴客筵宴，朝官往往因（董）庭兰以见琯。”房琯是名相房玄龄的族孙，官至宰相，官员为接近他，都去巴结董庭兰。
唐初，琵琶等更活泼、表现力更强的胡人乐器压倒古琴，引起士大夫反感，安史之乱后，复古成为主流。
白居易直斥：“法曲法曲合夷歌，夷声邪乱华声和。以乱干和天宝末，明年胡尘犯宫阙。”崔令钦在《教坊记》中称：“贪耳目之玩，忽祸败之端，是无知也。殉嗜欲近情，忘性命大节。”其实，白居易有胡人血统，他的堂弟白敏中自诩“十姓胡中第六胡”。
中晚唐文人普遍认为，安史之乱源于皇室和社会被胡乐、胡风侵蚀，世风浮躁，国人耽于声色犬马，丢掉“刻厉节俭”的儒家传统精神。
学者张若曦在《唐代复古运动对古琴音乐文化的影响》中指出，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，士大夫们无力回天，对统一的汉朝充满向往，顺便将汉代的古琴也神话了。唐代中晚期皇帝热衷礼乐体制建设，重视古琴，实为强调自身的合法性。
古琴翻红，带动唐琴工艺进步。
据学者陆云飞在《古琴的制作与传承》中钩沉，唐琴重选材，多尊奉“面桐底梓”的传统。桐取峰山桐、龙门桐，前者产自山东邹城，后者产自河南洛阳龙门山。选料好，音色的长期效果才好，唐雷琴号称“五百年，出正音”。
唐琴不一味追求“老木料”，“老木料”长期使用后，琴音空乏无力，唐琴更重板材纹理与声波的角度匹配。
古琴制成后，需刷生漆，生漆的共振性能好。但涂刷时，人体对生漆会产生过敏反应，全身红肿，隔离10余天才能消除，下次作业，仍会出现过敏反应。刷生漆时，底层铺布，再刷灰胎，它由生漆加鹿角霜调成，耐磨且防潮。刷完灰胎，先刷酱色漆，再上三层漆（黑色、粟壳色、黑色），最后是黑色光漆。
唐代已有作伪，比如将款识写成贞观年间。在传承中，唐琴多被反复改造、上漆，真伪难断。
宋人已有辨伪之作，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集》中说：“古琴以断纹为证，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，其纹横截琴面，相去或一寸或二寸，节节相似如蛇腹下纹。有细纹断如发，千百条亦停匀，多在琴之两旁，而近岳则无之。又有面与底皆断者。有梅花断，其纹如梅花头，此非千余栽不能有也。”
是否是唐琴，关键看色泽和断纹。琴表面因风化和弹奏，百年会有断纹，有梅花断、牛毛断、蛇腹断、冰纹断、流水断、龙鳞断等。
唐琴存世极少，皆非出土文物。传承有序、记录完整的唐琴，才会得专家一致认可，难怪“九霄环佩”估值竟达4亿人民币。
宋琴制作强于唐琴，比如灰胎中“杂以铜鍮（tōu）等屑，尤妙”。
据《齐民要术》：“柘叶饲蚕丝可作琴瑟等弦，清鸣响彻，胜于凡丝远矣。”即用柘树叶养蚕取丝，制弦最佳。北宋则有杭弦。
宋代皇帝中，太宗赵光义、徽宗赵佶等喜古琴，皇家琴谱藏于秘阁，称为“阁谱”，与民间“野谱”相对。
宋代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古琴流派——浙派，延续到明清。
明末清初，僧人蒋兴俦东渡，《日本琴史》称：“中国琴学盛于日本，实师之功。”
中国古琴早在唐代已东传日本，大约在宋朝时衰落，蒋使其复兴。
古琴是古代知识阶层陶冶性情的工具，所谓“君子之座，必左琴而右书”“士无故不撤琴瑟”，但在晚清亡国灭种的压力下，古琴竟成了替罪羊。
1925年10月28日《晨报副刊》上，李济之在《谈古琴的运命》中，偏激地认为，古琴是“没意思的玩艺”，“没意思而带骗人的东西”。
当时也有今虞琴社等力挺古琴，可在“琴”上加个“古”字，犹如贴上腐朽、反动、吃人等标签，古琴渐被冷淡。
古琴有局限性，如：音量小；音域虽宽，但操作难；按五声音阶定弦，可现代音乐已发展到七声音阶、九声音阶。这些问题可用技术手段解决，不宜从价值层面草率否定。
如今在网上，喜欢古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说明古琴仍有生命力，应珍惜这一传统文化。
（原标题：古琴不妨直称“琴”）
作者：蔡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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